新时代的高级管理人才必须学会驾驭市场经济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，如多谋善断抓住机遇的决策能力、不断开拓的创新能力、快速的适应和应变能力、驾驭众下的统帅能力、应时的联络和协调能力、优胜劣败的市场竞争能力、互惠互利善于谈判的进退合作能力以及控制和排除危机的能力等。
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谋略源远而流长，它深层的智慧谋略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，从中总结出的管理谋略可以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。诸葛亮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，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。

一 良好的个人品质

    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：远大的政治抱负，宽广的胸怀，巨大的责任感，以天下为己任；敏锐的观察力，能洞悉当时国家、社会的形势，抓住主要矛盾，提出可行性方案；知人善任,选贤任能,培养人才,且大公无私;言必行,行必果,赏罚分明,善于纳谏,严于律己,实事求是,具有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等素质。而诸葛亮正具备这些条件。这也正是其受到历代崇敬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 善选合作者：诸葛亮自制性很强,严格要求自己,刻苦学习,多次换师,不耻下问,从而使自己博学多才不同流俗。在选择合作者时,非常慎重,精谋深算,等待时机,因为好的合作者是事业的起点和先决条件。诸葛亮使刘备三顾茅庐,一是考察刘备的能力和品德、及合作的可行性;二是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坚定刘备的信心。刘备三顾茅庐为诸葛亮选准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合作者。

    厉行法治：为了实现“内修政理”的战略目标,使蜀汉政权长治久安,诸葛亮审时定法,以法来管理国家,并采取“教令为先,诛罚为后”的方针和“先理强,后理弱”的策略。针对法治,诸葛亮还和法正进行了激烈的辩论。

    闭关息民,务农植谷：为管理好国家,巩固蜀汉政权,诸葛亮从蜀汉实际出发,对全国百姓采取“务农殖谷,闭关息民”的管理政策。从诸葛亮出山到刘备死,整整十年,基本上战争不断。西蜀由于刘焉父子的腐败统治,人民生活困苦不堪,生产遭到严重破坏,现实使诸葛亮深刻地体会到战争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特别是失荆州、伐吴兵败给新兴蜀汉政权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。

    他深知,只有让农民休养生息,“安其居,乐其业”才能使生产恢复和发展,也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“上下和睦,百姓安乐”。为此他确定了“唯劝农业,无夺其时;唯薄赋敛,无尽民财”的管理方针。他还注意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修,派壮丁专门管理都江堰;注意发展盐铁业,蜀锦业;提倡节俭积蓄,反对浪费。

    经过诸葛亮适时的、合理的治理,西蜀出现了“田畴开辟,仓廪充实,器械坚利,蓄积丰饶”的景象。

二 高瞻远瞩的管理策略

    诸葛亮能审时度势,知进退,抓主要矛盾,非常重视科学地、慎重地管理外交。这确实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。结交天下名士。在隆中时,诸葛亮特别注意结交荆州地区上层中有影响的人物,尤其是有声望的名士,同他们搞好关系,向他们请教,以增长自己的见识,尤其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。由于战乱,襄阳一带是当时豪强大族避难集中的地方,有名的大族有庞、黄、蒯、蔡、马、习等家。如庞德公就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名士,他交游广、见识高,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有才干的人,并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,品评人物和政局,影响很大。

    诸葛亮登门向庞德公求教,而且很谦虚、虔诚。庞德公称诸葛亮为“卧龙”,由此传扬。当时诸葛亮结交的还有庞统、庞林、马良、马谡、习祯、黄承彦、徐庶、司马徽、杜夔等等。结交这些名士,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,增长了才智,而且有不少人成为蜀汉的政治、军事骨干。诸葛亮出山之际,正是刘备败退危难之时,他力主联孙抗曹。为了达到目的,他过江东,采取得力措施,终于取得外交胜利。赤壁战后,诸葛亮通过有力的外交努力,终于借得“荆州”这块生存的根据地,并由此出发迅速占领益州、汉中之地。在刘备死后,他更重视外交管理,多次派重使前往东吴重结孙刘盟好。

    他还采用攻心为上策略,以七擒孟获的方式终于安定了后方,并实现了“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”的战略目标。这些合理的管理措施及实施给北伐曹魏准备了条件。

三 与现代管理思想的比较

    从战略管理上看,诸葛亮的“草庐对”还不能称为一个周密完备的计划,其中包含着不少不切实际的构想和假设。“草庐对”以荆州为中心,看到了荆州在刘备集团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,却未能认真考虑到荆州在孙吴集团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。实际上,荆州不仅是孙吴集团实行扩张的现实目标,同时也是维护东吴国家安全的屏障。事实上,曹操也把夺取荆州视为自己统一天下的战略重点。

    因此,“草庐对”中的管理谋略表现为对孙吴夺取荆州的可能性上估计不足,即对敌我友三方缺乏辩证的分析。后来荆州丢失已证明“草庐对”中的战略管理有误。让关羽镇守荆州更是其大失误。关羽勇武有余,但智谋不足,缺乏政治远见,并欠外交才能和全面观念,忽视对孙吴的联盟。“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,是以行事多遗”,也是其管理上的一大失误。蜀汉的道不拾遗、夜不闭户是建立在严刑苛法的基础上的,并非是丰衣足食的结果,这是本末倒置的管理,不能长久。

    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,但诸葛亮对蜀中人民却是重取轻予、先取后予、多取少予的。正如裴松之所言,“亮刑法峻急,刻剥百姓,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。”这是现代管理应注意的教训。诸葛亮把军事放在经济之前而重视,也是管理上的本末倒置,他采取的“攻势立国”、“以攻为守”的管理政策,也是失多得少。

    诸葛亮北伐中原,之所以劳而无功,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脱离实际的、毫无实现可能的空想管理。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,从个体上说是忠义昭彰,是报知遇之恩,但对国家则是灾难。在人才选拔、使用和培养的管理上,诸葛亮的失误也给后人以借鉴。他没有像曹操一样选好选官管官的人,在用人上谨小慎微,“察之太密,待之太严”,且一切以自己感觉好恶为标准。

    谨慎从事是其特色,但也不能过分,在现代管理上就有适度冒险、分权管理的原则。他不信任魏延,否定其“暗渡陈仓”以奇制胜的建议,从而丧失一次可能取胜的机会。从出师表看,对出师北伐也没有制定取胜的战略方针和可靠的实施措施,实际上诸葛亮也对北伐失去信心,因而北伐也就成为例行公事了,或者是为了转移矛盾。陈寿评价很中恳,“治戎为长,奇谋为短,理民之才,优于将略。”

    现代管理讲公平,更讲效率,但“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”,为了公平不出漏洞,不产生冤假错案,“罚二十必亲理”,这严重违犯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分工协调的管理原则,从而本末倒置,也打击了下属的积极性,且不便于培养人才。

    作为主要管理人员主要是原则领导,出主意搞决策,选人用人,建立组织机构和和谐的人际关系,激励下属,一级抓一级,层层分工负责,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。诸葛亮一生喜欢文官,而轻视武官,在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偏护文官而压抑武官,在刘备活着时,刘备重武轻文,二者有互补的作用,而在刘备死后,在人才管理上就造成了严重缺陷。在破格用人上,诸葛亮的缺憾更明显,无怪魏延“常谓亮为怯,叹恨己才用之不尽。”

    事实上,诸葛亮在管理上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问题比较严重,这给蜀汉在各方面都造成了不良影响,但这并未引起后人的注意。诸葛亮一生,从管理实践上讲,有得有失。为什么“出师未捷身先死?”我认为其最大失误在识人用人上,尤其在后期缺乏实事求是作风,没有用好自己、管理好自己。诸葛亮是人不是神,也有自己的不足和局限,后人应当正确地评价他;当鉴则鉴,当诫则诫。